对政治修辞的研究，自古以来就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但是，立足“语言本位”，从语言表达的视角考察政治人的政治修辞行为、分析政治人建构的政治修辞文本，从而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政治修辞学体系，则一直是学术界所未曾实现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修辞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同时阐明政治修辞学研究的意义。

一、政治修辞学研究的内容

政治修辞学，是研究政治人（特定身份的交际者、说写者）政治修辞行为，以及政治人为了实现其政治交际任务而“应合特定题旨情境”，“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有效调动语言资源，动用一切有效的表达手法，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1]10的种种规律的一门学科。从理论上说，政治修辞学的研究所要涉及的面是很广的，我们在此不可能都一一论述到。但是，从实践上看，如下七个方面的内容则是任何从事政治修辞学研究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下面就此略而述之。

其一，是对“政治修辞主体与受体”的研究。这是政治修辞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也是研究的原点或曰起点的问题，属于政治修辞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言语交际学的视角看，政治修辞的主体与受体跟交际者与受交际者是一个性质。但是，从政治修辞学的视角看，并非所有的交际者与受交际者都能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与受体。从政治修辞的实践看，无论是要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还是成为政治修辞的受体，事实上都是要具备一定条件的。政治修辞的主体与受体，既跟交际双方的身份角色有关，又跟其言语交际的话题性质有关，还跟交际双方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与语言文字表达上的经营努力表现有关。因此，职业政治人未必都能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或是受体，非职业政治人在特定的政治情境加持下也未必不能反客为主而成为政治修辞主体，或是成为合格的政治修辞受体。可见，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或受体，什么样的人不能成为政治修辞的主体或受体，这是需要认真予以研究并加以厘清的。

其二，是对“政治修辞情境”的研究。这是政治修辞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当然亦是政治修辞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政治修辞情境，是特指在政治交际活动中对实现特定政治修辞预期目标有直接影响作用的时空人文环境。其中，包括政治交际活动中所要涉及到的人、时、地等环境因素。

政治修辞学研究，之所以要关注人、时、地等环境因素，乃是因为政治修辞是一种言语行为，是“政治人（特定身份的交际者、说写者）为了达到特定的政治交际目标而应合特定题旨情境，发挥创意造言的智慧，有效调动语言资源，动用一切有效的表达手法，为实现达意传情效果最大化而在语言文字表达上所作的一切经营努力”[1]10。可见，政治修辞是一种“有所为而为”的语言行为，具有极强的目的性。正因为如此，政治修辞的主体（政治人）在实施政治修辞行为时，必然会考虑到政治交际活动中所要涉及到的人、时、地等环境因素。

人的因素，就是考虑“是跟谁说话”，解决的是“看对象”问题。政治修辞是一种具有特定目标预期的言语行为，因此交际者（政治人、政治修辞主体）的言语交际不是自说自话，而是直面受交际者（政治人、政治修辞受体）而进行的。为了使受交际者听得懂，听得进，交际者势必就要在交际进行之前就要对受交际者的背景（包括身世、职业、文化程度、爱好及其个性特点等）有所了解。同时，还要在交际进行的当下对受交际者的心理状态有所把握。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选择恰当而有效的表达手法，实现达意传情效果的最大化，进而实现其政治修辞的目标预期。中国有句俗话，叫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时的因素，就是考虑“在什么时机说话”。政治修辞虽属言语交际活动之一种，但毕竟跟一般的言语交际活动有所不同。因为涉及到政治问题，言语行为的后果具有较大的社会效应，什么话在什么时间节点说比较好，在什么时间节点说不好，其实都是很有讲究的。下面来看一个例子：

刚刚！安倍晋三宣布辞职，因溃疡性结肠炎复发

8 月28 日，北京时间16：00，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官邸召开记者会，宣布自己辞去首相一职，理由是“发现旧疾溃疡性结肠炎复发，为避免个人健康状况影响执政，决定辞去日本首相的职务。”安倍表示不设临时代理，任职到选出下一任首相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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